一部科学史也是一部科学家的精神史。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包含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入选“感动中国2011年度人物”、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的科学家”、“中国科技众帅之帅”。
来源：胡晓闲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
——朱光亚
朱光亚先生生平
1924年12月25日，朱光亚出生于湖北宜昌。幼年时的朱光亚，跟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回汉口。由于他的父亲在一家法国企业工作，朱光亚兄弟姊妹在少年时就得以接受西方教育。
1931年后，在汉口第一小学、圣保罗中学学习。
1938年，刚刚初中毕业的朱光亚和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重庆，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今重庆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
1941年，朱光亚毕业于重庆南开中学。在重庆南开中学的一年半里，朱光亚开始对自然科学有了美好的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讲授的物理学，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他考入西迁至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赵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课和介绍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使朱光亚受到物理学科新发展的熏陶。
1942年夏天，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大学二年级插班生。在几位南开校友的关心和帮助下，朱光亚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学西南联大。从大学二年级起他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朱物华、吴大猷等教授。众多名师的栽培，使朱光亚学业有了较坚实的基础。
朱光亚兄妹与父母合影（左一为朱光亚）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他从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
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出中国也要做原子弹。于是，国民政府决定派出吴大猷、曾昭抡、华罗庚三位科学家赴美国考察，并要求每位科学家推荐两名助手同去。当时吴大猷推举的两名助手，一名是李政道，另一名就是朱光亚。
1946年9月，朱光亚等人刚到美国不久就被告知，美国不会向其他任何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加之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形势很快发生巨变，考察组只好解散，各奔东西，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即密歇根大学）研究生院，继续从事核物理学的学习和研究。
1947年，朱光亚在年轻的核物理学家M.L.Wiedenbeck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
1949年秋，朱光亚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并获博士学位。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6月21日，朱光亚（前排左一）在重庆合川崇敬中学与同学的合影
1950年2月，朱光亚拒绝美国经济合作总署（ECA）的旅费回到北京，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为大学生开设普通物理、光学等课程；归国前，他牵头与51名留美同学联名撰写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海外中国留学生回国参加祖国建设。
1952年12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秘书处任英文翻译。
1953年1月，全国院校调整，朱光亚接受组织安排调往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在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
1956年，新中国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能事业。这年，朱光亚参与筹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划归北京大学），担负起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同年4月，朱光亚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7年—1959年，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四〇一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参与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中子物理和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
1959年7月起，朱光亚先后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科研工作，把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核武器研制的重要工程中。作为技术总负责人，他参与领导并指导了核武器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重要工作。
1964年—1966年，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技术的国家之一。
1966年12月28日，聂荣臻（左）与朱光亚（中）在核试验基地
1967年6月，朱光亚参与组织领导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69年9月，朱光亚参与组织指挥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中国地下核试验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核试验转入地下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1970年6月—1982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副主任，在继续负责组织核武器技术研究与发展工作的同时，参与组织领导国防科技领域的重要工作。其间，组织和指导中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的筹建、核燃料加工技术和核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等项目的研究开发。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
1986年，国务院组织全国200多位著名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专题研究，制订出中国第一个“军民结合”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朱光亚作为国务院高技术计划协调指导小组的成员和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著名科学家，亲自参与组织和指导了专家论证工作以及《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纲要》的起草。
1991年10月，朱光亚率中国科学家小组赴美，与美国科学院国际安全与军备控制委员会（CISAC）进行双边学术交流。交流会上，他亲自向美国同行介绍中国军备控制研究的成果，宣传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取得良好效果。
1994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4年6月—1998年5月，任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党组书记，领导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和程序，为中国工程院的初创和发展做了大量奠基性和开拓性的工作。
1996年5月，朱光亚被推举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
1999年1月，任总装备部科技委主任；同年9月9日，把4万余元稿费捐赠给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同年9月18日，国家授予朱光亚“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2年5月，获南京大学“世纪校友学术成就金质奖章”。
2011年2月26日10时3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以身许国 攻坚克难
1941年9月，朱光亚考入重庆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物理系。次年转入西南联大物理系继续深造。1946年，国民政府选拔优秀青年学者赴美考察学习原子弹制造技术，朱光亚与李政道一同被吴大猷教授选中。然而，抵达美国后，他们得知所有与原子弹相关的科研机构均不允许外国人进入。随后，朱光亚进入密歇根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并担任了中国留学生会的主席。
朱光亚在美国密歇根大学留学期间的博士学位照
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朱光亚毅然决定回国，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他牵头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同学们，听吧！ 祖国在向我们召唤，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我们中国是要出头的！ 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着我们！” 一石激起千层浪， “回到祖国去” 成为广大留美中国学生的追求和选择
1950年2月28日 朱光亚拒绝了美国的优厚条件，抢在美国对华实施全面封锁之前，自筹经费，历经曲折，最终通过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
在《留美学生通讯》上刊登的公开信
1957年，钱三强将朱光亚“挖”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担任二室（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室主任由所长钱三强兼任，二室另一位副主任为何泽慧。在原子能科学研究的最前线，朱光亚与成员们共同承担起了配合苏联援助建造，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的重任，同时自主进行反应堆技术研究。在此期间，朱光亚保持着科学家对待科学研究严谨求实的特质，并善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开展科学研究。
1958年9月27日，我国第一座重水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简称“一堆一器”）正式移交生产，朱光亚指导技术人员开展了核物理实验，撰写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设定》等研究论文。在建设第一座重水反应堆的同时，朱光亚受命自主设计建造我国第一座轻水零功率装置（东风一号）。1959年2月24日由朱光亚主持领导的东风一号达到临界并开展堆物理实验，为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跨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合同，中国决定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钱三强向组织推荐了朱光亚作为原子弹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1959年7月， 35岁的朱亚正式调入核武器研究所担任副所长。1960年2月，二机部党组任命朱光亚为核武器研究所党委常委，全面主管科研、生产工作，承担起中国核武器研制攻关的技术领导重担。
1962年，二机部向党中央呈报“两年规划”，提出争取在 1964年下半年或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两年规划”制定出来后，朱光亚随即组织力量进行分析论证，亲自编写了“两份纲要”，对我国在当时科学和工业基础薄弱条件下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并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了将核爆试验分两步走，对中央正确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1963年，青海金银滩核武器研制基地建成。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在齐声吟诵声中，朱光亚和一批科研人员出征青海。作为最高技术领导人，他不仅精心统筹原子弹研制全局，还亲自担任课题负责人，领导了中子点火发生器的科技攻关。
1964年10月16日15时整，随着一声响亮的“起爆”，大漠中骤然闪出一道令人目眩的强光，黄褐色的蘑菇云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准备起爆的日子里，朱光亚一直坐镇指挥，夜不安寝。成功起爆后，看到正在升腾的蘑菇云，坐在撤离车上的朱光亚不禁潸然泪下。很快，朱光亚投入到了氢弹的研制工作中。在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两年零八个月后 ，中国的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1964年10月，张爱萍（前排左三）、朱光亚（前排左四）等人在核试验场区欢迎参试人员入场
朱光亚是中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为此称赞他是中国科技的“众帅之帅”。朱光亚曾说：“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他将一生奉献于这一崇高使命，直至2005年，在年逾八旬之际才正式退休。
2004年，为了表彰朱光亚对我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卓越贡献，国际编号为10388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朱光亚星”。虽然朱光亚已经离世，但他的精神永存。他为核科学事业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而“朱光亚星”也将在太空中永远闪耀。
2004年11月26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颁发的“朱光亚星”命名证书
陈能宽，著名金属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工程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长期从事金属物理和材料科学方面研究工作。
来源：国开终身教育平台助手
“新中国是我的祖国，我不能不爱他。”
——陈能宽
陈能宽先生生平
1923年4月28日，出生于湖南省慈利县江垭镇。
1942年，陈能宽从雅礼中学毕业，被保送到唐山交通大学矿冶系，1946年毕业。
1947年，考上了由政府资助的自费留学，赴美国耶鲁大学。
1949年，获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学位。曾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威斯汀豪斯公司（西屋电气）研究员。
陈能宽夫妇在美国留影
1955年，回国后历任二机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科技委主任、院高级科学顾问等职。
1956年起，陈能宽先后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后改名物理所）和中国科学院金属所任研究员。
1960年6月，经中央批准，陈能宽与其他科技骨干奉命选调到二机部参与原子弹、氢弹的攻关事业，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陈能宽在这一专业领域中默默无闻地工作了30余年。
1964年起，先后任第3、4届全国人大代表，第5、6、7、8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
1982年，陈能宽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热核反应研究”，获得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4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同年荣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1985年，获三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986年，同邓稼先一起作为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的领奖代表登上主席台，接受国家的最高奖励。
1986年，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
1987年2月，任国家863-410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
1988年，陈能宽兼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从核到非核，从军用到民用，对中国国防科技领域的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
1996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进步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1996年，陈能宽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回顾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他对自己的下联不满意，就把上联寄给了彭桓武，彭桓武回应：“俯瞻洞庭湖内外，乾坤日夜浮：洞庭湖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1997年6月15日，在第4届全国激光科学技术青年学术交流会上提出：“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
1999年，被授予研制“两弹一星”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16年5月27日12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陈能宽（前排左二）
为国奉献，澎湃一生
大学毕业后，一心希望在矿冶领域作出成就的陈能宽参加了留学考试，并收到了耶鲁大学的录取通知，1947年秋，他携妻子裴明丽远赴美国求学。3年后，陈能宽凭借出色的成绩获得了耶鲁大学物理冶金学博士学位，历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机械工程系物理冶金副研究员、助理教授。这段时间里，陈能宽在金属物理领域的研究突飞猛进，他与合作者开创性的发现打消了材料学界对位错理论的质疑，这一里程碑式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1948年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在美的留学生们也时刻关注国内局势。1949年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发表了题为《我们的信念和行动》的宣言，号召留学生尽早回国效力。同年12月，周恩来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陈能宽与同门师兄颜鸣皋组织材料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留美科协金属小组”，一边组织学术活动，一边参与到协助留学生回国的工作中。
此时的世界正笼罩在冷战阴云之下，“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美国政府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禁止自然科学、工程学、医科等学科的中国留学生返回大陆，并通过“硬软”两手政策操控：一方面向有意愿回国的留学生出示禁归令，另一方面，调整相关政策使一部分留学生可以长期在美国居留、工作。这期间，参与过留美科协活动的学生相继被传讯、搜查、羁押，1950年9月留美科协被迫解散。
尽管学生组织遭到破坏，但留学生们仍自发组织反抗美国政府的禁归令。当时已经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陈能宽不仅通过书信与李恒德、师昌绪、张兴钤等商量回国策略，还多次带家人参加聚会，共同商讨回国大计。在美科学家的归国筹备活动引起了美国当局的注意，1952年底移民局在搜查李恒德家的时候发现了陈能宽的书信，并由此开始侦查、刺探陈能宽和家人的行踪。每隔两星期，陈能宽的同事和邻居都会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盘问，这样的纠缠令陈能宽感到十分厌恶。为了“曲线回国”，陈能宽还试图通过英国大学聘任的机会绕道回国，但在离美的关键当口，移民局拒绝了他的离境申请，并以他曾是留美科协组织者、订阅中文报纸等理由控告他危害美国安全。为了防止被羁押，陈能宽与移民局打了半年官司，致使他绕道英国回国的计划未能成行。
陈能宽（右三）和张爱萍、邓稼先等在四川省梓潼县七曲山
1954年，陈能宽与移民局的官司胜诉，之后收到了移民局发放的永久居留证。这时的陈能宽已经担任西屋电气公司研究实验室的工程师，在美国有了一定事业基础，妻子和几个孩子也在他身边，但陈能宽对美国政府的拙劣手段感到十分愤慨，他归国的信念并未动摇。陈能宽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这样说，“我和我的爱人都是中国人。我们出国求学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学成归国，而绝不是想永远侨居美国的。” 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留学生回国问题是中美磋商的议题之一。在新中国代表团的严正交涉下，美国政府撤销了对部分留学生的禁归令。陈能宽一家终于登上了“威尔逊总统号”邮轮，经香港返回祖国。
回国后的陈能宽在中科院物理所工作，继续做金属物理方面的研究，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盯住了金属单晶体的工业应用方向，不断扩大实验规模。 到了1960年5月，李觉将军找陈能宽谈话，称“国家要研制一种‘新产品’”想让陈能宽负责“爆轰物理方面的研究”。陈能宽理解了这个“新产品”是原子弹，就问：“我是搞金属物理的，搞过单晶体，可是从来没有搞过原子弹。是不是调错人了？”在场的朱光亚、钱三强等人说，中国人谁也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以战止战，以核抑核”，新中国发展核武器势在必行。
陈能宽接受了这个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国防事业，他决定从头学起，全力投入到这一全新的科学领域。随后陈能宽调入了北京九所，任爆轰物理研究室主任。他开始接触雷管和炸药，从“实验研究途径”来解决核武器最为关键的爆轰设计。“爆炸”与“爆轰”跨越了科学发展的两个时代，当时中国在爆轰物理学方面的积累几乎是空白，陈能宽为此“啃了”大量俄文、英文版本的理论书籍和期刊。他还向同事们推荐这些文献，并倡导大家广泛查阅资料并组织研讨，严谨的学术作风为他们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工作程序上，陈能宽与同事们摸索，形成了“分头调研有设想—执行中间有目标—完成之后有总结”的“三部曲”式工作步骤，将理论、实践与反思相结合，行之有效地推进了工作。这套方法被工作组一直沿用，也培养了大批青年骨干。
“核爆轰实验”进入实战阶段后，陈能宽与同事们更是面临重重困难。实验条件简陋、铀等原料奇缺、经费不足，却要测试最尖端的爆轰技术，陈能宽不能像美国同行那样在一次次实验中从容地获得数据，而是依靠他在金属物理、材料学等方面的学术功底，创造性地发明了“冷实验”的方法，从概念、理论入手，用简单、安全的实验代替复杂、危险的实验，借助材料科学相似性原理，从钢材料、单个原件开始实验，逐渐到合金、组合件；团队工作量巨大却正值“大跃进”时期，粮食供应不足，年轻人常常吃不饱，饥饿的人群不堪浮肿病的袭击；环境恶劣，试验基地所在的塞外地区经常寒风刺骨、飞沙走石，好多人都长了冻疮。然而，再大的困难也不能阻挡陈能宽与同志们争分夺秒、夜以继日推进核武器事业的步伐，在恶劣的环境中，陈能宽常常亲临一线组织实验。
在攻关原子弹最关键的技术之一——聚焦元件的研制中，陈能宽选择了难度更大但应用更广的路径。他与刚刚分配到研究室的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刘文翰，用一台手摇计算机，边摇、边记、边修正，推导出公式，再利用实验数据反算，设计出元件后再拿到工地实验、修正。经过十几次设计论证，陈能宽团队设计出的原子弹起爆元件被正式应用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他用这样的诗句怀念那段不平凡的历史：“不辞沉默铸金甲，甘献年华逐紫烟。心事浩茫终不悔，春雷作伴国尊严。”
1984年10月24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20年庆祝大会在院部广场举行，陈能宽（左）和朱光亚（右）两位“两弹功勋”参加完大会之后，站在广场上交谈，身后的背景就是工会大楼（现两弹城迎宾楼）。
随着实验规模扩大，1963年陈能宽随北京九所转战到青海的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大型聚合爆轰试验在这里逐步推进。1963年12月缩比冷实验爆炸成功，验证了原子弹理论设计。1964年6月首次实物全尺寸爆轰试验成功。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掌握了核裂变武器研制技术。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标志着中国获悉核聚变武器的密码。在谈及中国很快研制出原子弹的原因时，陈能宽提到几个重要因素：目标选择正确、组织集中领导、自力更生为主、全国大力协同、科研组织没有“内耗”、攻关人员献身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
1988年，陈能宽查阅资料
朱光亚以非凡的智慧和坚毅的信念，为我国核科学事业铺就一条星光大道。从毅然回国投身科研，到牵头制定核武研发纲领，再到全程参与 40 余次核试验，他把对祖国的拳拳之心，化作了 “两弹” 惊雷，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挺起了坚实脊梁。他那句 “我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这一件事 —— 搞中国的核武器”，质朴却震撼人心，彰显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捆绑的决绝。
陈能宽以双手凿开核武研发的冻土，用脊梁撑起大国崛起的底气。他隐姓埋名的三十载春秋，不仅浇筑出 “两弹” 擎天的硬核实力，更锻造出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的精神丰碑。如今，这份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血脉相连的执着，仍在无声诉说：真正的伟大，是把名字刻进民族复兴的征程；真正的信仰，是用毕生守护万家灯火的安宁。
当新时代的科技浪潮奔涌而来，朱光亚和陈能宽留下的精神火种，必将点燃更多追光者的热忱，照亮中国科技自立自强的壮阔征途。
资料综合整理自：
1、【礼赞科学家】朱光亚：惟愿一生成一事
2、一生就做一件事！纪念“两弹一星”元勋朱光亚诞辰100周年
3、【弘扬科学家精神】中国核武器事业奠基人——陈能宽
4、学习时报
5、“不辞沉默铸金甲，甘献年华逐紫烟”——陈能宽院士的光辉人生
来源/编辑：文化宣传办
审核：吴晓琳